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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安娜股權糾紛漸明朗,關鍵證據經鑒定為真

責任編輯:admin發布時間:2017-08-24 11:10瀏覽

  近日,深圳市南山區人民法院(下稱“南山法院”)所審理的,關于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安娜”)向余松恩、周西川、吳滔等前自然人股東就違反《承諾函》約定,要求賠償違約金系列案有了最新進展——案件的關鍵證據《承諾函》經過南山法院委托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鑒定,最終認定該《承諾函》合法有效,對被告曹琳具有約束力,并據此判決被告曹琳需支付原告富安娜違約金1,898,856.96元及利息,富安娜股權激勵索賠糾紛首案一審以富安娜勝訴告終。富安娜又一次有力揭穿了余松恩、周西川、吳滔等前自然人股東否認簽過《承諾函》的謊言。
 
    富安娜天價訴訟案始末
 
    2007年6月,富安娜制定了《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希望通過建立和健全激勵約束機制,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給富安娜公司及下屬控股子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及主要業務骨干,定向增發方式發行700萬股限制性股票。
 
    2008年3月,富安娜向中國證監會申請IPO,為配合上市,富安娜終止了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并將所有限制性股票轉換為無限制性的普通股,與持有原始股的員工簽署了《承諾函》“自承諾函簽署日至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年內,不以書面的形式向公司提出辭職、不連續曠工超過七日、不發生侵占公司資產并導致公司利益受損的行為,若違反上述承諾,自愿承擔對公司的違約責任并向公司支付違約金。”《承諾函》體現的是股東與公司之間的股權法律關系。
 
    但是,余松恩、周西川等部分非創業股東分別在2008年7月起至2009年9月份,向富安娜提出辭職申請,并先后離開公司,并且跳槽至富安娜主要競爭對手之一的水星家紡。
 
    2009年12月30日,富安娜成功登陸中小板,制造了一大批百萬富翁。遵守《承諾函》的員工都有了巨大的收獲。富安娜推行股權激勵本意是為了吸引人才并留住人才,但有些高管拿到股票就跳槽,甚至就職于競爭對手公司,這樣的股權激勵顯然已經失去了意義。如果縱容,就是對其他富安娜員工的不公平。
 
    于是,在2012年12月26日,富安娜對余松恩、周西川、陳瑾、吳滔、曹琳等26名自然人股東就《承諾函》違約金糾紛一事向南山法院提起了民事訴訟,要求判令各被告分別賠償違約金累計達8121.67萬元,該案堪稱A股“史上最貴違約金”,被媒體和社會高度關注。這也是富安娜借法律手段譴責了部分職業經理人職業操守和商業倫理的缺失。
 
    《承諾函》成為關鍵證據
 
    此案訴諸法院之后,因部分被告認為屬于勞動爭議糾紛,向南山法院提出管轄異議,請求南山法院駁回起訴。南山法院于4月15日下達民事裁定書,駁回全部被告的管轄權異議訴求。被告就此裁定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下稱“深圳中院”)提出上訴,深圳中院接到上訴之后,依法成立了合議庭對案件進行了審理。經審查,深圳中院做出終審裁定,上訴人的上訴理由均不能成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南山法院的裁定。深圳中院同時裁定,該案系合同糾紛,依法應該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轄,并明確此裁定為終審裁定。
 
    就此問題,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勞動法學研究會副會長、曾參與《勞動法》等法律法規的論證和起草工作的著名勞動法專家董保華教授認為,2007年6月富安娜開始實行股權激勵約束機制,被告以股東身份向原告認購了股票,獲得股權收益,明確寫明了“本人為深圳市富安娜家居用品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因此,本案中的股權收益是被告依股東身份而獲得,不適用勞動法律而只能適用民商事法律規范調整。而且,董教授進一步指出,富安娜依據被告出具的《承諾函》向被告主張“違約金”。被告在《承諾函》中明確,明確說明“是以優惠的條件獲得上述股份”,因此承諾一定時期內不向公司提出辭職,且不發生損害公司利益的行為。否則在違反約定的時候“自愿承擔對公司的違約責任并向公司支付違約金”。《承諾函》中的“違約金”完全依據被告股東身份而做出,因此適用《合同法》調整。
 
    是否敢鑒定《承諾函》成試金石
 
    《承諾函》究竟是真是假,成了本案最大的關鍵,也是原、被告雙方真實底牌的試金石。
 
    原告富安娜方面,自提起訴訟之日起,就堅稱被告簽署《承諾函》的事實成立,并提交了被告親筆簽名的書面證據,同時配合被告對《承諾函》做鑒定,并積極與被告方溝通,展現了足夠的誠意正所謂真金不怕火煉。
 
    反觀被告方面,對待《承諾函》的立場可謂模棱兩可,前后觀點時常相左,從部分媒體的報道中可窺見一二。
 
    今年3月,在對某網站的采訪中,“周西川等人提出異議稱,承諾函是在富安娜私下違規脅迫在職期間的IPO前普通股股東簽下的。”言下之意,至少是簽過《承諾函》。
 
    而在今年11月,在對某周報的爆料中,周西川告訴記者:“作為訴訟里面的主要證據,這份承諾函我本人從來沒有簽署過。”
 
    部分被告不但對媒體信口雌黃,玩弄媒體于股掌之間,而且對于人民法院,亦是出爾反爾。
 
    此案立案之后,幾乎所有被告均稱《承諾函》是原告偽造的,其內容是套印上去的,要求對《承諾函》進行司法鑒定。
 
    依據民事訴訟法“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但在南山法院通知其做司法鑒定后,23名被告申請了司法鑒定,但只有兩人交納了鑒定費。2013年11月26日和28日,南山法院對該案18名被告開庭審理時,18名沒有繳納鑒定費的被告卻異口同聲說沒有簽署過《承諾函》。
 
    因為對于《承諾函》是否偽造,作為被告心里最清楚,《承諾函》是真實的,被告拿去司法鑒定沒有任何實際意義,反而還會再白搭一部分鑒定費進去。”
 
    已經和富安娜達成和解的陳國高(26個原始股東之一)表示,當時確實是資源簽署了《承諾函》,原始股東以1.45元如此超低的價格認購公司股份,公司又何必去做假?
 
    經過南山法院委托廣東南天司法鑒定所鑒定,由被告吳滔向南山法院申請的《承諾函》,認定該《承諾函》的文字是同一時間(一次性)打印形成;《承諾函》落款承諾人處“吳滔”簽名是吳滔本人書寫,摁在吳滔簽名上的指印也是吳滔本人的。《承諾函》是真已確定無疑。
 
    頻頻爆料意圖以輿論干擾司法
 
    記者采訪發現,前述部分被告不僅在法律程序上采取“拖延戰術”與富安娜頻頻較勁,亦在新聞媒體頻頻“爆料”,意圖以輿論干擾司法,借以影響中小投資者對于富安娜的判斷。
 
    在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前述部分被告頻頻向媒體“爆料”,稱富安娜在IPO之前曾經“秘密回購”20名員工股票,并要求離職股東上交自己深交所股東卡、股東卡密碼與股東卡資金賬戶相關聯的銀行卡及密碼。富安娜在公告中對此一一進行辟謠
 
    在訴訟過程中,富安娜為了保證本案判決后能順利執行,公司在起訴的同時申請了財產保全,查封了被告相應價值的財產:查封被告在外地證券部的相應價值的賬戶資產,完全符合法律的規定。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證券監管部門對富安娜的維權是持支持態度的。前不久舉辦的深交所行業高端沙龍上討論了富安娜的股權激勵糾紛案例,由于這是中國資本市場最高額的股權激勵糾紛索賠案,備受監管部門及上市公司的關注,監管部門鼓勵富安娜用法律維護股權激勵的正當利益。
 
    法律界人士分析指出,近年來司法審判領域有一股歪風,就是理虧的一方為了彌補在證據方面的不足,大打“情感牌”、“悲情牌”、“爆料牌”,一些不明就里的媒體,一味追求“猛料”和“獨家”,稍加不慎就容易被當槍使,喪失媒體的公信力,殊不知民事訴訟的核心在于“拼證據”,在于“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試圖借助輿論影響司法的伎倆,最終都不會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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