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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移交司法行政機關、提高證人出庭率、取

責任編輯:admin發布時間:2019-03-14 15:35瀏覽

  

全國人大代表周光權:采取有力措施,大幅度提高刑事案件證人出庭率

 

《刑事訴訟法》對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做了明確規定,但從刑事審判的現狀來看,證人出庭率一直不理想,刑事審判中普遍見不到證人。周光權在調研中了解到,有的基層法院審理數百件甚至上千件刑事案件,卻沒有一個證人出庭。

 

周光權表示,基層法院審理的刑事案件90%以上均為事實清楚、案情簡單、當事人自愿認罪的案件,這些案件并不需要證人出庭作證就能定案,因此無須傳喚證人出庭。但是,對于疑難、復雜案件以及被告人不認罪、辯護人堅持做無罪辯護、控辯雙方對事實和證據分歧極大、被告人提出非法證據排除請求的案件,證據是訴訟的基石,證人不出庭將會嚴重影響案件的公正裁決。

 

周光權提出五項具體建議:一、各級檢察機關、審判機關必須樹立現代刑事司法理念,落實中央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求。“兩高”應當因勢利導,盡快出臺證人出庭的司法解釋,建立健全證人強制出庭、補償、保護等一系列制度。

 

二、明確證人必須出庭的案件類型。對以下案件,規定證人必須出庭:1.法官認為案情復雜、疑難,如不同證人說法不一致,對是否屬于正當防衛在事實上有爭議,不通知證人出庭就無法查明案件主要事實的;2.被告人不認罪且辯護人堅持做無罪辯護,并申請通知證人出庭的;3.控辯雙方對事實和證據分歧極大,且一方申請通知證人出庭的;4.被告人提出非法證據排除請求,且申請通知證人出庭的。周光權強調,對于符合上述條件之一的案件,應當建立考核機制,對未通知證人出庭的規定相應的處罰標準,以強有力地推進證人出庭制度。

 

三、明確“關鍵證人”概念。一方面,對案件的公正審理不會產生實質性影響的證人不是關鍵證人,即使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證人出庭,法官也可不通知出庭作證,以減輕訴訟壓力,節約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將證實犯罪構成要件的證人、影響罪名認定的證人、證實重大量刑情節的證人確定為關鍵證人,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申請證人出庭的,應當通知出庭,以保障司法公正。

 

四、建立證人出庭權利保障配套措施。1.建立證人出庭作證經濟補償制度,明確證人的補償標準,在庭審后立即將補償金發放給證人,確保證人出庭作證制度落到實處。2.作證方式應靈活、多元,對于需要特殊保護的證人,應利用技術手段讓其在庭上“出聲不出面”作證,或者采用錄音、錄像方式作證。3.“兩高”與公安部門會商,落實《刑事訴訟法》關于證人權利保障的規定,明確公安機關為證人的權利保障機關,確保證人不會因為出庭作證遭到打擊報復。

 

五、完善對證人拒絕出庭作證的制裁措施。《刑事訴訟法》規定,“凡知道案件情況的人,都有作證的義務”;還規定“法庭查明證人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的時候,應當依法處理”。為此,周光權建議“兩高”細化上述規定,對證人拒不出庭或出庭后拒不作證的,采取必要的強制措施或進行處罰。例如,對應當出庭作證但拒絕出庭作證的,可以拘傳、罰款或拘留,確保證人能夠及時出庭作證,維護公平正義;對于在法庭上作偽證、構成犯罪的,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通過上述舉措讓應當出庭的證人必須出庭,從而破解證人出庭制度空轉、出庭陳詞被書面證言所替代、開庭審理流于形式等弊端,推進司法公正。”周光權說。

 

 

 

全國人大代表肖勝方:將看守所移交司法行政機關管理

 

長期以來,看守所隸屬公安管理,客觀上產生諸多負面問題,其社會公信力備受質疑。主要有:一.過往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使得社會公眾對管理部門產生信任危機;二.“以押代偵”導致審前羈押率高位運行;三.在押人員權利保障有所缺失。

 

鑒于公安機關無法擺脫的內在驅動力,即便表面管理方式有所改革,但更深層次的安全隱患始終存在。公安機關應當擺脫對被羈押人員供述的過度依賴,將看守所移交給司法行政部門管理,騰挪出更多的精力去大力發展刑事偵查科學技術,增強客觀證據的取證固證能力,才能走出執法困境。

 

1.管理體制上全部轉隸司法行政機關。將全國各級看守所成建制地轉歸同級司法行政機關隸屬,全體看守所管教民警繼續保留現有的身份和待遇,全部看守所設施整體轉由司法行政機關進行管理。

 

 

2.廢除在看守所內部設置特情人員的制度。大力推進刑事偵查的信息化、電子化、網絡化的發展,促使公安機關逐步擺脫對被告人供述和特情耳目的畸形依賴,轉而依靠科學技術和實物證據來展開偵查破案工作。
     

3. 剝離已決犯的刑罰執行。將對已決犯的刑罰執行職能從看守所出去,轉由監獄負責行使,使看守所回歸成為一種單純的未決羈押機構。看守所對于拘役犯的羈押只能應一并取消。
     

4.落實在押人員權利保障。貫徹無罪推定原則,使看守所的管理發生根本性的轉變。在人身權利保障方面,看守所應改善未決犯的居住條件,使其享有基本的人格尊嚴,廢止那種將其視為罪犯的羞辱性對待,使其獲得基本的生活保障;在辯護權利的保障方面,看守所至少應在每個監號設置一部電話機,放置一部本地律師事務所名錄,以便于未決犯與律師事務所和律師進行通信和聯絡;看守所應至少設立一個法律圖書室,為未決犯查閱法律和閱讀法律書籍提供便利;在未決犯要求會見辯護律師的情況下,看守所應盡快通知辯護律師到場,沒有辯護律師的,應盡量安排值班律師與其會面;為保障未決犯的辯護權,看守所應無條件地允許辯護律師在會見時攜帶照相和錄像設備,攜帶案卷材料,允許嫌疑人、被告人全面查閱這些材料,從而做好充分的辯護準備。

 

 

5.加強對看守所的發展和監督。完善內部監督機制,完善配套制度,加強對人事、財政事務的支持,確保軟硬件都得到提升;同時,各地看守所接受廣泛的外部監督。加強檢察機關的駐所檢察監督職能,定期向社會開放,邀請社會媒體、黨政領導、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邀監督員視察,開展形式多樣的開放活動,確實保障被羈押人員的基本人權。

 

 

 

 

人大代表張寶艷: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量刑應調至十年以上至死刑

 

據中國婦女報報道,今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寶貝回家”志愿者協會理事長張寶艷帶來了《關于加重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量刑標準的建議》。張寶艷建議,對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起刑點應從“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調至“十年以上至死刑”,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量刑應重于綁架罪。

 

人大代表馬蘭:集資詐騙罪應當恢復死刑

 

全國人大代表、復旦大學腦科學研究院院長馬蘭介紹,截至2019年2月,各地公安機關已對300多個涉嫌非法集資的網貸平臺立案偵查。據不完全統計,查封、扣押、凍結的涉案資產價值約百億元。據估計,全國的民間融資案件受害者已達3.2億人,嚴重影響了社會穩定。

 

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改案(九)》第十二條刪除了刑法第一百九十九條(情節加重規定),犯本節第一百九十二條(集資詐騙罪)規定之罪,數額特別巨大并且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馬蘭認為,刪除這條是考慮到當時金融體制改革正在進行,集資詐騙不是危害比較大的暴力性犯罪。加上當時很多民營企業在融資方面存在著一些困難,導致此類的集資行為多發。同時也體現了少殺慎殺的原則,但是,從目前施行的情況來看,效果并不好。

 

為此她建議將《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條改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使用詐騙方法非法集資,數額較小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處2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罰金;數額較大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數額較大或者情節嚴重的,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數額特別巨大,且不積極退賠,給國家給人民群眾利益造成重大損失或較大社會影響的,處無期徒刑,不得減刑,或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

 

全國政協委員李正國: 建議刑法分則中增設“妨害安全駕駛罪”

 

據人民法院報報道,今年全國兩會,全國政協委員、四川恒和信律師事務所主任李正國帶來了《關于在刑法分則中增設“妨害安全駕駛罪”的建議》。李正國表示,從立法技術來說,“以危險方法”是一個“口袋”罪名的表述,在刑法適用上有較大的隨意性和不確定性,在實際操作中指引性也不明確,不能對妨害安全駕駛行為產生有針對性的震懾。因此,李正國建議在刑法分則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增設“妨害安全駕駛罪”,通過刑事立法的方式給社會不特定的多數人以明確的指引和心理強制,提升公民規則意識和公德意識。

 

民盟中央: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處置涉生物制品違法生產等行為

 

據澎湃新聞報道,民盟中央向全國政協十三屆二次會議提交了《關于進一步加強生物制品批簽發監管的提案》,民盟中央建議,修改完善現行法律法規,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從嚴處置涉及生物制品違法違規生產、銷售和監管不力等行為。將生產、銷售、放任不合格疫苗等生物制品流入市場的行為認定為嚴重危害公共安全行為,按照《刑法》規定,對企業負責人、相關責任人、檢驗機構等按照危害公共安全罪從嚴追究刑事責任,對負有監管責任的單位應從嚴追究其不作為和連帶的法律責任,讓違法者受到應有的法律制裁。

 

全國人大代表朱列玉:建議取消刑事案件二審書面審理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于下列案件,應當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一)被告人、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上訴案件;(二)被告人被判處死刑的上訴案件;(三)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案件;(四)其他應當開庭審理的案件。第二審人民法院決定不開庭審理的,應當訊問被告人,聽取其他當事人、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意見。”

 

“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該條規定,絕大多數上訴案件都應當開庭審理。但有些地方審理刑事上訴案件,通過書面審理就作出判決,變成了原則上不開庭審理。”朱列玉認為,這與法律規定的基本精神不符,同時與刑事訴訟法保護被告人合法權利的立法宗旨相悖。

 

朱列玉建議修改我國《刑事訴訟法》:“二審刑事案件取消書面審理,規定必須開庭,這樣才能更好地保障當事人的辯護權,進一步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在刑事訴訟程序中,辯護權是被告人非常重要的一項權利,開庭審理,讓控辯雙方積極展開辯論,讓被告人充分行使辯護權則是尊重被告人辯護權的高度體現。開庭審理讓控辯雙方圍繞罪與非罪、罪重與罪輕等矛盾點展開辯論,有助于主審法官查清案件事實,正確適用法律,降低冤假錯案的發生率。

 

“《刑事訴訟法》如規定二審刑事案件必須開庭審理,可以充分發揮庭審調查,以及當事人舉證、質證、控辯的作用,確立法院的審判權威,真正使法庭審判對案件的認定發揮實質作用。”朱列玉說,這與全面落實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制度是相輔相行的。

 

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應嚴格限制二審不開庭審理

 

朱征夫認為,雖然二審書面審理可以降低風險、節約司法資源,在目前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情況下可以大幅提高審判效率,但是缺少了當庭質證、辯論環節,并不利于二審合議庭查明事實及被告人在二審程序中的辯護權利保障,不利于防止冤錯案件的發生和保護司法人權。

 

朱征夫介紹,實際上,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三十四條規定的刑事二審案件應當開庭審理的四種情形中,第二、第三種情形,因為非常具體,實踐中均能保證開庭審理,而對于第一種情形,絕大部分上訴人或辯護人都會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提出異議,但是否可能會影響定罪量刑的決定權在法院。實踐中,法院可以不需要征求被告人或辯護人的意見或闡明理由就可以決定不開庭審理。

 

因此,朱征夫建議明確規定刑事案件二審應當以開庭審理為原則,嚴格限制不開庭審理的適用。具體建議如下:

 

第一,對于上訴人或辯護人對第一審認定的事實、證據有異議作為上訴理由的案件,征求被告人和辯護人同意,原則上應全部開庭審理。

 

第二,對于以法律適用錯誤或者違反程序作為上訴理由的案件,二審法院對上訴狀和審判案件初步審查后,如果認為上訴理由法律根據充分,或者認為上訴明顯沒有依據和意義的,可以不開庭審理而直接作出裁定,但合議庭需當面聽取辯護人的意見。

 

第三,對于上訴人和辯護人一審做無罪辯護、二審繼續做無罪辯護的上訴案件(包括對主要犯罪事實做無罪辯護),無論是對事實認定還是法律適用有異議,均應開庭審理。

 

第五,對于上訴人或辯護人提交新證據的上訴案件,原則上均應開庭審理,對新證據進行質證。如二審合議庭認為新證據與案件無關聯性的,可以不開庭審理,但要在二審裁定中予以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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